应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文学研究中心邀请，欧洲科学院院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弗拉基米尔•比提（Vladimir Biti）教授于2017年6月2—14日来我院进行了“世界主义与后帝国文学”系列讲座。  

比提教授以“理论之后：政治对抗管制？”为题在外国语学院3402报告厅作了首场讲座。比提教授从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Rancière）关于政治（lapolitique）与管制（la police）之间的区别入手，认为理论是由歧见性政治和同一性管制之间冲突的交汇地。比提教授深入分析了让—米歇尔·拉巴泰（Jean-Michel Rabate）的《理论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ory，2002）和埃利奥特和阿特里奇合编的《“理论”理论之后的理论》（Theory After‘Theory’，2011）两部学术专著，阐释了后理论中的政治表现范式。  

第二讲报告题为“世界主义的变形之路”。比提教授对世界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历时性梳理，指出早在世界主义形成之初，希腊与罗马时期的世界主义出发点就不相同：前者旨在实现城邦内部公民的自由与发展，后者则着眼于“城墙之间”的共存和发展。法国启蒙主义世界主义继承了古罗马的世界主义，形成了以他者为中心的世界主义；而德国浪漫主义初期的世界主义继承了古希腊的世界主义的主旨，形成了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主义。他认为，世界主义从道德普世主义的美好愿景落入帝国全球主义的悲惨现实，其中隐含着隔离与歧视的思想。世界主义的发展变化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比较文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后，指导理论逐渐从最初的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转向解构主义和反欧洲中心主义。这一转向实则是从一种世界主义向另一种世界主义的转变，文学领域中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自我与他者的概念均是不同世界主义理念下的产物。

第三场讲座以“文字建（解）构世界：文学全球化的‘无差异区域’”为题。比提教授指出：面对西方社会对全球化进程的积极推动与参与，文学创作该如何应对这一状况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本次讲座着眼于后殖民模式，强调文学作品的民族、国家、政治差异性。比提教授结合记忆理论、创伤理论、心理分析理论以及艾米丽·阿普特提出的“不可译世界文学”和本雅明提出的“译者的任务”等理论概念，提出文学作品的等级性，指出文学全球化的背景下，经典文学作品因深层植根于民族的“创伤系”而具“不可译”性。

第四场讲座围绕“后帝国文学的概念”展开。比提教授梳理了后帝国文学产生的历史脉络，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的崩塌以及此后独立国家的诞生。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导致东西欧发展不平衡，形成了“同化他者”和“保护差异”两种思维模式。在文学作品中尤以深受纳粹迫害的犹太民族文学最为显著，受害者通过“载体群”（carrier group）再现创伤经历、实现民族政治。后帝国政治领域内的动荡诱发了各色对抗性叙述，这些对抗性叙述从个人视角出发，展现出独立思考的人文精神，成为无法言表的创伤经历之再现的重要组成部分。比提教授通过分析东欧后殖民作家作品指出，作者在作品中经常刻画多个自我，以此表达作者对英雄形象的认同和对英雄形象认同的讽刺批判态度。

第五场报告题目是“多样的祭祀叙事”。比蒂教授认为，“祭祀叙事”是身处高压下沉默的人们发出自我之声的手段和方式。“祭祀叙事”在人类文明史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帝国、宗教、民族解放运动等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以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前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c）代表作《德里纳河上的桥》（The Bridge on the Drina）为例，分析了作者“祭祀叙事”中的叙事技巧及其政治文化批评功能。

比蒂教授是国际权威学术期刊《阿卡迪亚：国际文学与文化学刊》（Arcadia）主编，致力于世界主义、民族主义文学、文化批评、创伤理论、叙事理论等领域的研究，代表作有《诉未言之语：文学、历史、理论》（1994）、《文学与文化理论：当代概念手册》（2001）和《废弃证书的时代：克罗地亚当代散文的身份建构》（2005），在欧洲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其新著《探寻全球民主：文学、理论和创伤政治》（Tracing Global Democracy: Literature,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uma, 2016）将世界主义与创伤文学的研究有机融为一体，本系列报告反映了这一新著的部分重要内容。